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，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。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熬的。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，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，只感到两眼冒花，天旋地转，思维完全不存在了，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。
但是对孙少平来说，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。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。他已经十七岁了，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。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;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，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。这不仅是为了嘴馋，而是为了活得尊严。
可是这绝对不可能。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，就实在不容易了。至于大姐，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。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，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?
少平知道，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。老祖母年近八十，半瘫在炕上;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，老胳膊老腿的，挣不了几个工分;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，吃穿用度都增加了;姐姐又寻了个不务正的丈夫，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还要他们家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--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，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。
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--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!亲爱的大哥从十三岁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;没有他，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!
按说，这么几口人，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，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。但这多少年来，庄稼人苦没少受，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。队里穷，家还能不穷吗?年年缺空，一年更比一年穷，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好转的指望了……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能上到高中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话说回来，就是家里有点好吃的、好穿的，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;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!
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。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，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。就说现在吧，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，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。点名的时候，点到谁，谁就答个到。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，他故意没有吭声。班长瞪了他一眼，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他还是没有吭声。如果在初中，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。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，相互不摸情况，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，采取了克制的态度，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。
点完名散场后，他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。这家伙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伸出一个大拇指，说:“好!”
“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。”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了。
“他小子敢!”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，拳头在空中晃了晃。
金波和他同龄，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。他皮肤白皙，眉目清秀，长得像个女孩子。但这人心却生硬，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。
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，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，生活方面在班里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。少平和这位“富翁”的关系倒特别要好。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，玩性很投合。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。在村里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，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，离村十来里路，为了省粮省钱，都是在家里吃饭--晚上回去，第二天早上到校，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。每天来回二十里路，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，只有他是两条腿走路。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。现在到了县城，离家六七十里路，每星期六回家，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。另外，到这里来以后，金波还好几次给他塞过白面票。不过，他推让着没有要--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;再说，几个白面馍除顶不了什么事，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……
唉，尽管上这学是如此艰难，但孙少平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。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捞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。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!
